苗族是蚩尤后代这点是苗族自封的还是汉族附会的或者是汉族附会后反影响苗族的？
· 2022-12-21 19:31
苗族有蛊吗先上结论：明清就有苗人是蚩尤之后的说法， 这个说法大致是源于族群的谐音，附会可能来自汉人发扬。而苗族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一员，又是建国后才确定的，苗人的蚩尤传说也被顺理成章继承过来了。但实际上很难扯上关系。
《尚书·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郑玄注：苗民，即九黎之后。
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吕氏春秋·荡兵》/高诱注：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
以上说明至晚在汉朝，已经有了蚩尤是九黎之君的说法，而（三）苗民则是蚩尤的后裔。这种观点只能代表汉朝人的一种看法。因为还有不同的记载，比如《山海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那么蚩尤在哪里呢？
两段记载的“左”“右”相反，古人左东右西，“彭蠡”是鄱阳湖，“洞庭”则可指太湖或洞庭湖，那么第一个记载是“江淮”一带，第二个记载是“荆州”一带，第三个记载将二者统一。
至此，我们大致有个初步线索了：汉朝人认为，黄帝时期在山东（少昊之墟）的蚩尤九黎族，后裔三苗在尧舜时期南迁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所以说三苗是蚩尤后代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不管是蚩尤、九黎、或者三苗，其实都只存在传说中，没有信史可以证明。就好比黄帝、轩辕、有虞一样，所以即使说他们的后裔，也不能说是血亲上的后裔，只是追认的文化后裔罢了。那么，是什么时候联系起来的呢？
《六韬》说“尧伐有苗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则说“尧战丹水以服南蛮”。梁启超先生据此认为，“苗”其实就是“蛮”的音转，那么三苗其实就是战国秦汉为“南蛮”追认的先祖。
到了宋朝，三苗又缩为猫蛮一部的始祖了。朱熹这个说法有很强的推测语气，而且猫蛮和传说的三苗又隔了三千年，仅靠谐音扯在一块实在牵强，但这是传说联系现实的关键点。
《明太祖实录》又记载，朱元璋征讨湖广贵州苗民说“三苗无道”“三苗不仁”“三苗不遵教化”等等，则含有强烈的以古喻今成分。但之后苗人就等于三苗了。
明清的苗人，范围非常大，从湖南一直到云南，看样子比猫人又扩大不少。今天的苗族，可能又仅是明清苗人的一支。说是可能，因为不同时期族群分分合合，很难理清明确源流。
但无论如何，苗族以蚩尤为祖宗，并非说苗族就是蚩尤的血缘后代，而是借用了三苗的“苗”字，汉人以虚无缥缈的炎黄为祖宗一样，更多不过是源于制造的文化认同罢了。
信史时代：（南）蛮（战国秦汉）、猫蛮（南宋）、苗人（明清）、汉族苗人（民国）、苗族（共和国）【关键词：分分合合】
介于有部分同学认为中国社科研究基本是渣且日本研究都很严谨，今天看到这个问题，翻译一篇日本学者铃木正崇关于苗族的概说，篇幅较短，观点明确，适合讨论苗族情蛊。还望只说内容，不论谁是谁非。
铃木正崇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在国内好像不太有名，但在日本是关东数一数二的私立学校）文学部教授，长期从事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以下是他的一些著作和参与编写的书籍。
根据2000年的调查，居住于中国国内的苗族人口达到了894万116人。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继壮族（1617万人），满族（1068万人），回族（981万人）之后，人口第四位的少数民族。苗族的居住地主要有贵州省（约420万人），湖南省（约192万），四川省（约14万人），广东省（约12万人），海南省（约6万人），浙江省（约5万人），江苏省（约2万人），福建省（约2万人）等。苗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派，可以方言大致分为三类，其“自称”也各不相同，分别是湖南省西部的Qo xiong，贵州省东部的Hmub，贵州省西部和云南省的Hmong。在历史上，基于女性所穿服饰的色彩和纹样，苗族被区分为黑苗，白苗，青苗，红苗，花苗等。从清代的《苗蛮图册》等的图册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汉族对苗族的印象和观念。从地域而言，湖南西部（湘西）是红苗，贵州东南部（黔东南）是黑苗，而从贵州西部（黔西）到云南（文山，屏边）被称为花苗，白苗，青苗等。黑苗之中，又以裙子的长短分为长裙苗和短裙苗，而后者也自称Ghab nao。
汉语中的“苗族”，更接近于各个苗族团体自称的总称，很多人是因民族区域自治而被划分为了“苗族”。虽然苗族住在山岳地带，但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会的呈现是不同的。在山间盆地及河谷平原的苗族以水稻种植为生，而在高原和山地的苗族则以刀耕火种或规划型耕种为生。苗族和其他的民族高度相隔，却多与自民族的群体混住，生活的实况非常复杂。从前，苗族以刀耕火种卫生的人很多，移动性极高。15世纪以后，苗族大量沿山移住，以至于在现在的老挝，泰国，越南等国家也有着许多有着和苗族一样的文化和语言的人们。就这样，依靠辗转往复的迁徙，苗族在广阔的地区间分布开来。现在，对于中国而言，苗族是跨越国境而生的“跨境民族”，也因其高移动性，引起了很多国际问题。特别是在1975年以后，居住于老挝的山地的Hmong（苗族）逃亡泰国变为难民的事件。当时，美国在越战中将当地Hmong人当为势力而给予了援助，所以在老挝的政权和北越取得胜利后，这些Hmong人企图逃亡海外。Hmong人经由泰国，在从美国至法国的地域形成了移民社会。现在居住在海外的Hmong人据说已超过了100万人。近年的电影《驱逐》（Gran Torino）(2008)，就是描述美国Hmong人的现状的作品之一。另一方面，移住美国的Hmong人，也与中国云南和贵州的苗族逐渐建立这新的连结。
在思考中国国内的苗族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区别，在中国古代文献上记载的“苗”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后被划分为“苗族”的人的不同。苗族的渊源，虽可以上溯至汉代的《书经》之《舜典》中所记载的“三苗”，以及《后汉书》西南夷传之长沙“武陵蛮”，却很难明确地与现在的苗族进行关系缔结。“三苗”之国是从扬子江南部的洞庭湖到鄱阳湖的地域（今湖南，湖北，江西一带），即与战国时期的楚国相重叠。但是，实际上“苗”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一个名称，而是当时的汉族基于“华夷之序”对南方“野蛮民族”和非汉族的总称。从汉族的角度而言，对于“苗”的定义是模糊的，并且有着一定的，对无文字之人的轻蔑和负面的印象。从根本上而言，古代的中国不具备对“异文化”进行包容的态度，天子之德所覆及之“天下”和它所含及的理念也不断地延伸着。中国的史书长期地将南方人称作“蛮”，而和现在的“苗族”有关系的最初的记载，被推测为宋代地绍熙5年（1194），朱子在潭州（今长沙）赴任时，将苗族作为“武陵蛮”中的“最快捷者”而做的记录（《朱子公集》卷71）。
宋以后，随着汉族的南下，苗族被推测为从扬子江流域向内陆移住，到了山岳之地，但实际的情况尚不明晰。在明清的文献中，“苗”常作为南方的非汉族被记载。清朝末期的统治者往汉族的山区迁移，并争夺土地，引起了苗族极强的不满和反乱。“改土归流”（通过土司对当时的土地进行间接分配，而由汉族官员进行直接支配的政策）也招来了强烈地反感。然而，因其的高移动性和低统一性，这些历史，也很难以“苗族”一言概括。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各方之人为传继清朝之领土而被卷入入地过程中，向近代国家的过渡也开始了。此时，“民族”的概念被导入。倡导民族主义和五族共和的孙中山将其编入了政治宣言中。“苗”的名称，也从“南蛮”变为了对某一具体民族的认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中，基于鸟居龙藏的调查（1902～03）而作成的《苗族调查》具有很广泛的影响，有着唤醒苗人的文化自觉，将苗族“实体化”的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基于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以语言，居住地，经济生活，心里状态四项为指标）的民族区域自治，苗族也与其他民族划分开来。但是，对于这些被新编为“苗族”的人，从历史上看来，并未曾组成过具有共同性的团体。其内部的语言和生业等有很大差距，且分布区域很宽泛，较难有“同胞”之感。然而另一方面，“苗”长期被作为南方民族总称，因而被化为“苗族”也未引起大的争议。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他者表象”的收尾，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权力者的政策的最后，汉族有压倒性的优势，并以极强的文字力量为背景展开来一系列举措。然而，基于中国南部非汉族的极为复杂的内部情况，区域自治并不可被简单地适用。从现实看来，这可以说是“被创造出地民族”，是国家主导的政治性的产物。但是，这样的固定身份一旦出现，这些“被创造出的民族”之中，自发的变化和运动也就开始了。
在和之时，同化主义的倾向和强烈，民族的自我意识无法生成，以至民族否定的萌芽开长。名副其实的叫“苗族”的“民族集团”（ethnic group），是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所谓“民族集团”，是国民国家的框架中，根据和其他的同类人相互交流而至于对相互间的文字，语言，历史的差异相觉知，故而生成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对自我本体的探索欲望变得尤为强烈。归属于“民族集团”的人的意识的显现被称为民族性（ethnicity），而在90年代的中国，对于这样的民族性和自我意识的探索可说是非常显著的。“民族集团”是以国家为前提成立的，是通过穿梭于自我与他人，内与外的不断交流，而达到的民族的结界（ethnic boundary）的持续构筑及变化，而这结界也在不断地流动着，被重塑着。然而因为中国的“民族”是国家提出的固化概念，因而盘绕着对于民族内外差异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其独特性。从1950年代到70年代，在汉族主导下的非对称的“他者表象”时代一直持续着，但是1980年代以后，苗族的“自我表象”活化起来，这样“自他”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于“他者表象”的对抗也多样地展开了。
近年，和被称为汉族先祖的黄帝争战败北的蚩尤被看成了非汉族的代表。 “蚩尤的子孙是‘三苗’”这样以蚩尤为祖先的传说也登场了。但这是进入1990年代中叶后，为对抗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而出现的，新生的反抗论调。对于依靠口传而没有文字记载的苗族而言，能连接现代和古代的客观史料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扬，蚩尤始祖说渐渐成了定说。根据现在多数的村与村之间的口传史，苗人的祖先曾经在江西，也有说曾在东面的大江之畔。这些传说的正确与否并无法考证和断言，但苗族的祖先们，可以基本推定是来自扬子江中下流域的非汉族。然而古代蚩尤和“三苗”是苗族祖先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神话和现代社会相结合，作为“自我意识”和相互团结的原点开始复苏。蚩尤始祖说，也可以看做是长期被汉族压制的苗族人，通过变相阅读汉族的神话和言说，来主张在“中华民族”的生成之中的自我的存在和彰显的一种尝试，是让古代神话穿上新装的再塑。
苗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庄子中记载的巫师拿茅草至今在苗族之中有所保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两个民族之间不可能没关系。
汉族知识分子当初为了强化反抗满清的合法性，引入了民族概念，同时将苗族=蚩尤后代这个说法传播到了苗族。
最早提出蚩尤是“苗族祖先”的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1891年，他在其主办的《巴比伦与东方记事》中提出：华夏的祖先皇帝率众从巴比伦迁入到中国以后，击败了当地土著的首领蚩尤，蚩尤属下的余众或沦为奴隶，或逃往南方成为后来的苗族。——《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李帆
他的主张影响了一大批日本学者，继而传到了章炳麟、陈天华、梁启超这些旅日中国知识分子中。这批大佬当年写的反清檄文都将民族，种族概念作为反清武器，影响了中国民族认知。
单救黄种而论，又分汉种，（始祖黄帝于四千三百余年前，自中国的西北来，战胜了蚩尤，把从前在中国的老族苗族赶走，在黄河两岸，建立国家。现在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号称汉种。）二苗种，（从前遍中国皆是这种人，于今只有云贵两广稍为有些。）三东胡种，（就是从前的金，现在的满洲，人口有五百万。）四蒙古种，（就是从前的元朝，现在内外蒙古，人口有二百万。）——陈天华《警世钟》
到改开后的90年代，逐鹿县要搞炎黄县，立炎黄像，遵炎黄为正统，苗族老红军陈靖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干了，上书要求为蚩尤翻案，要求恢复蚩尤作为”中华文明创始人“地位。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致函，比如向全国政协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红军老领导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写信要求，
他还自己写论文论述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其中他写了《蚩尤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先人》（《学术研究》1996年第8期）等论文公开发表。
通过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加上其他一些苗族精英的共同战斗，蚩尤作为苗族祖先被认可、被尊重的时代到来了。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著作《蚩尤与中华民族苗文化》也得以印行。
中央觉得你丫蛋疼，敷衍打发了，但在当时的苗族文化群体中激起强烈反响，纷纷点赞表示大佬说得对，自带干粮组织各种寻根行为，反过来让文化界又表示这种行为有利于民族团结，代表了中国大一统的”有史以来“，最后官方干脆顺水推舟，将蚩尤作为苗族的祖先加入到”中华文明创始人“地位里，再一路被各地组织旅游业的领导钦定为民族文化，到现在你说蚩尤不是，少数民族的朋友都不干…
ps：介绍一个概念“社会建构论”：所有的认知皆为一种社会建构，是置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
这里所指的认知，与“用客观方法研究的‘科学发现’”，和客观世界在我们心中映射的表征不同。它是一种概念化的“共识”，如国家、民族等概念。
更通俗解释可以参看@沈要文的知乎答案。沈要文：有哪些在贵专业已达成共识，但大众却还是停留在旧有认识的现象？
你如果非要从史料中找证据，那不好意思～蚩尤跟炎帝是一家人，要么是炎帝的后代（有可能是儿子），要么是炎帝的部将，反正他们是同一部落。而炎帝与黄帝，又是亲兄弟。长大后一个被封在南方，一个被封在北方。
至于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这种观点是苗族自封的，还是汉人附会的，这个其实不重要。毕竟按照史料来看，苗族也是炎黄子孙。不仅苗族是炎黄子孙，连越南人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他们自认的祖宗也是炎帝的后代。
PS：苗族人经常自称蚩尤是他们的祖先，我想这总不可能是汉人附会就能附会上去的吧。比如回族，汉人经常说他们就是信了教的汉人，可他们不认，所以汉人也没辙。
因此，不管是苗族自称，还是汉人附会，一句话～郎有情，妾有意，双方本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信，你可以在苗族面前说蚩尤不是他们的祖先，看他们怎么反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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