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巫蛊之术吗？
· 2023-02-18 03:23
巫蛊之术属于巫术文化的一种，商周时期便开始流传关于“蛊”的神秘传说了，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巫蛊”的描述中，它有时是能够救人性命的民间奇术，有时又是连汉武大帝都闻之色变的“诅咒”害人邪术。
同一种东西，却拥有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今天就通过两件与巫蛊有关的真实事件“汉武帝巫蛊之祸”和2011年李先菊“巫蛊杀人事件”，来和大家聊一聊巫蛊这种自带奇幻色彩的东西。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时期的一件惊天大案，这件事在历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它造成的直接影响包括丞相公孙贺父子、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与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其余被牵连者多达十来万人，其后续的影响甚至关乎到西汉的兴衰。
众所周知，汉武帝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当真称得上是一代雄主，在他的领导下，西汉王朝征伐四方，削诸侯苗疆十大禁蛊排名，灭匈奴、平南越、通西域、定西羌……，开扩了一大堆疆土，打响了华夏文明的赫赫威名。
随着年龄的增长，汉武帝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位原本十分厌恶巫蛊之术的君王，竟然迷上了成仙之术，他开始公然在社会上寻找仙人奇术，以期能获得长生之术。
公元前92年，汉武帝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某一日，他忽然见到一个带剑的男子进入了中龙华门，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怀疑，他疑心此人或许是刺客，便差人前去捉拿。
谁知这男子见状，竟立刻弃剑而逃，哪怕侍卫们拼命追赶，最后也未能擒获他，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该男子居心不良。
当时的丞相公孙贺，因为儿子擅自动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暴露被抓了，他便想在这方面立功劳为儿子减罪。
以帝国丞相的能量要抓捕一些江湖人物，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丞相把汉武帝通缉的阳陵大侠朱安世抓捕归案后，心情大好的汉武帝便应允了给丞相儿子减罪的请求。
一个是帝国丞相，一个是即将被判死刑自身难保的死囚，两人的身份差距使得公孙贺并未将朱安世的威胁放在心上。
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不光贪污军饷，还和阳石公主私通，他因为不满陛下对他的处罚，当他得知陛下会前往甘泉宫后，就差人让巫师在陛下专用的驰道上埋藏木偶人，诅咒陛下。
就这样，公孙贺还没来得及告诉儿子他马上就可以被释放出来的喜讯，马上就被通知：“你儿子想谋害皇帝，你们一族都将被除掉。”
公孙贺凉了，但事情却不可能到此为止，因为他除了是丞相外，还和皇后卫子夫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长姐。
被处死的卫青的长子卫伉是卫子夫的侄子，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又称石邑公主、诸邑公主为卫子夫另外两女（孤证难立，姑且听之），这场关乎卫氏一族的劫难，不仅没有因为卫子夫皇后的身份令汉武帝稍有宽容，反倒激起了汉武帝的警惕：皇后是不是也参与到了其中。
怀疑是一剂毒药，再深厚的感情，一旦牵扯进了怀疑的漩涡里，都会变得脆弱不堪，尤其是在感情本就脆弱的帝王世家。
江充知道汉武帝畏惧的是什么，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想要扳倒太子，于是，一个阴谋逐渐在江充的脑海里成型：“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刘据失败后，数以万计的人被牵连处死，这件与巫蛊有关的大事也让“巫蛊之术”的大名在历史上留下了响亮的名头。
“巫蛊”，作为一种巫术，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提到，巫蛊是通过造畜蛊毒和指甲巫术、恋爱巫术、鸟卜巫术等式样的师巫术，来达到驱邪、治病或者害人的一种原始巫术信仰。
除了虫蛊外，还有各类带有一丝传奇色彩的制蛊法，例如《隋书·地理志》讲制蛊之法如是说道：“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2011年5月，发生在巫蛊文化盛行的湘西之地的一起“巫蛊”杀人事件，便很清晰地阐释了这件事。
据陈寒非老师的《巫蛊、信仰与秩序的形成——以湘西M乡“中蛊”现象为例》提到，2011年5月的一天中午，湘西某村的村民李国斌，在和村里的“蛊婆”李先菊聊过几句话后，回家就肚子绞痛、恶心，还伴随着头痛的现象。
经村里专门负责给人解蛊的仙娘探查后发现，原来李国斌是中了一种叫做“蜈蚣蛊”的蛊，仙娘让他用黄纸烧成的灰拌水服用后，效果却不见好。
而事实上，“蛊婆”李先菊只是一个死了丈夫儿子，长相丑陋的孤独老妇人罢了，她压根不会什么蛊术，李国斌的死是因为他身患疾病，没有及时就医，而且又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法导致的悲剧。
同“蛊婆”李先菊、悲剧汉武帝的故事不同的是，在敦煌和某些道教文化盛行的地方，巫蛊却还有着祈福、治病的另一面。
古人认为万物有灵，巫蛊便是古人将心愿通过特殊形式传达给一些特殊存在，希望它们替自己实现心愿的做法。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古人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蛊？无非就是祈求平安、诅咒敌人之类的，很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的草药、毒虫蚁兽带有的药性和毒性在解决这方面的效率远高于空想的许愿环节了。
某种形式上来讲，通过药物来实现许愿里，一些祈求健康或者杀害某人的请求，反倒可以让巫蛊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看上去更具有可信度。
在历史的发展中，夹缝里生存的巫蛊文化逐渐褪去了它原始巫教血腥恐怖的一面，开始以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更温和的形象出现，例如借助医学来达到祈福和治病的作用。
但是，这一过程，却伴随着血腥和恐怖，毕竟，不是任何人都甘心平凡，也有很多人会借助巫蛊的神秘面纱来获取金钱和地位。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巫蛊往往被视为十恶不赦的罪名，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严重破坏固有的秩序。
历朝的君王，都相当排斥巫蛊中的造畜蛊毒和师巫邪术，例如《唐律疏议·名例·十恶》对巫蛊的处罚就相当严厉：五曰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
我们对比一下中西方文化，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中国讲究“君权天授”，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一字之差，其意义却迥然不同。
从逻辑上来讲，君权神授和君权天授，虽然都是将君权的合理性诉诸于神灵，但是在对于神灵的信仰上，中国讲究以人为本，我们并不强调一定要信仰某个神灵，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天还是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形象存在，它的作用仅仅是教导人如何符合道德规范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而西方却非常在意民众是否信仰某个具体的神灵，他们构建了一套人神分离的理念，以此来利用神权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维护他们的阶级地位。
在古人看来，巫蛊就是这样一种，利用诡异邪术，来控制人，好谋取私利、地位的一种严重破坏固有秩序的邪术。
现代的我们，可能很难感受到巫术跟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但在文明还不发达的原始时期，一个掌握了祭祀、知识、医疗和“神秘力量”，能够和上天沟通的巫师，他在部落的社会地位一定是非常崇高的。
即便是到了封建时期，由于文化的普及率非常低的缘故，在一些乡村里，巫师们利用巫蛊文化的医疗和神秘知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兼具医疗、祈福、驱邪、安抚人心、应对鬼神的功能形人才，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一个合格的巫师或许是成功的营销专家，却并不是每一个巫师都是合格的医生，他们伪造各种各样的妖言来蛊惑民心，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又会像仙娘一样推卸责任，严重的甚至会威胁到民众生命苗族情蛊。
所以，从汉朝开始到清朝为止，历朝历代都严厉禁止异端法术医人伤人的行为，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从法律层面上，约束限制有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巫蛊”之术危害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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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术从秦汉时期就有了，而且汉代的法律和唐代的法律都明令禁止过巫蛊之术。比如汉代的法律规定如果某个人家里饲养的蛊虫已经成形并且致人死亡那这个人要处以极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唐代也做过类似的规定，饲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通俗的讲蛊其实就是一种毒虫，所说的巫蛊之术就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因为古时候缺乏医学知识，所以人们才将这一现象和巫术联系到一起。列举一个制作巫蛊方法：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的首选，然后经过饲养（略去方法）最终就是蛊，把它的粪便放在被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
我真的希望有，如果真的有的话，希望那些大师赶紧做法，给英美两国下毒蛊，给所有对中国有敌意背后捣鬼的人下最恶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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